小镇夏夜，一丛竹林下，一洼荷塘边，几点星星，几盏灯。鼓噪蛙鸣中，今宵谁会入梦？
一
逸蕙1979年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，算起来已经将近40个年头了。对台湾的曾经过往，大多数都已经模糊忘却，对台湾的当下现状，更是少有关注了。可是，逸蕙说起年少时，就会像卡了带的录音机，不断重复提及一个地方：台湾永和镇竹林路109巷。对，永和镇就是永和豆浆的发源地——那里是逸蕙少年时的家，也是她心心念念魂牵梦绕的地方，不是留恋豆香，而是眷恋109巷的那些街坊、那群人。在儿时的记忆里，109巷好长好温馨，逸蕙去上学，常常会坐在爸爸自行车的横梁上，从巷尾到巷口，一家家地骑过去——隔壁是顾妈妈家，对面住着赵妈妈、赵伯伯以及他们貌若天仙的两个女儿，巷尾是祝妈妈家。那条巷子这群人，如影随形，伴随她度过异乡打拼的日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离乡越久，街坊妈妈们的影像却是越来越清晰了……
逸蕙的父母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外省人，没有背景，没有根基，像极了现在大陆的北漂、海漂。年轻的小两口凭借多年的辛苦劳作，省吃俭用，攒钱买下了109巷这个小小的院落。这个巷子的邻里街坊大多数是从大陆到台湾讨生活的人家，他们被土著台湾人统称为“外省人”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圈定，让住这个巷子里的人在近邻关系中又添加了许多身份、情感乃至文化的认同。孩子们对每一家女主人的称谓都是“妈妈”，而每位“妈妈”也对巷子里每一个孩子都是视如己出，疼爱有加。孩子们放学回家，只要自家妈妈不在，可以随便去其他的妈妈家里洗澡、吃饭，逸蕙的妈妈生性活泼、热情，经常带着一群孩子在巷子里骑车、溜旱冰、打球、玩沙子。每逢假期，巷子里的大人们会带着孩子们结伴郊游或远足。
祝妈妈是大陆崇明岛人，她的丈夫是海员。他们家的房子在巷子里最大，祝家的日子也是巷子里相对富足的。
祝伯伯是海员经常要出海，祝妈妈常年一人带着孩子在家。台湾临海，天气多变，经常台风来袭时，逸蕙家人都会帮祝家搬抬家具，遮风挡雨，维修受损房屋。一次次狂风骤雨中，这份呵护与相助自是让祝妈妈和孩子们倍感温暖和安全。
逸蕙还记得，自己的小妹妹三个月大时，得了急性肺炎，高烧不退，命悬一线。60年代初，抗生素在台湾刚刚投入临床使用，尽管治疗肺炎疗效显著，但是费用不菲。逸蕙家本就家底绵薄，父母几经盘算，还是支付不起这笔昂贵的医药费。逸蕙爸妈救女心切，只好硬着头皮向家境殷实的祝妈妈求救。祝妈妈得知后，二话不说，慷慨解囊，借给逸蕙家三千新台币，救下逸蕙妹妹的一条小命。三千新台币，在当时的台湾，几乎可以说是一笔巨款！
远亲不如近邻——雪里送炭、患难真情，近亲也大抵如此吧！
祝妈妈的左脚有些残疾，那是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。但是跛脚的祝妈妈在109巷却非常受人尊敬，她不仅热心善良还非常有才华——尤其热衷文学和写作。祝妈妈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毕业于台湾著名女子学校——台湾北一女子中学，之后又上了行政专校。祝妈妈结婚后，在家相夫教子，敬老携幼。年老赋闲后，她把自己从出生到19岁在家乡的动荡生活写成自传体小说：《家在长江口》；把出嫁前跟父亲在海上捕鱼的经历写成另一本小说：《海上日记——船长的女儿》，两本书都正式出版发行，并且还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收为馆藏。
逸蕙记得，从台湾到美国的第五个年头，她第一次回台湾省亲。第一站是外婆家，第二站就是祝妈妈家。祝妈妈早早准备好了砂锅大鱼头和她最拿手的自制酒酿款待逸蕙。久别相见，祝妈妈少不了流泪唏嘘：“逸蕙啊，祝妈妈老了，整天担心百平（祝妈妈的儿子也在美国）、担心你，你看看，祝妈妈的头发都白了。”
随后不久，逸蕙的父母也移民定居美国。妈妈间的隔海问候、鸿雁传书更是来来往往，频频不绝。如今，逸蕙还保留着多封两位妈妈的家书。有一段时间，逸蕙妈妈身体不适住进疗养院，祝妈妈接连几天电话打到家里，没有人接听，情急之中给逸蕙打电话才知道详情。随后又写了一封安慰和鼓励妈妈的长信，让逸蕙转交。逸蕙至今记得信的开头：“婉娴，打电话到家里没人接听，我很着急，担心你会有事，问逸蕙才知道你生病住院了……”
逸蕙说，给妈妈读信时，刚开个头，母女俩便被这份远乡关切感动得热泪长流，哽咽不已……
白驹过隙，逝者如斯。
如今，逸蕙的父母以及巷子里的老人们大多都已往生仙逝，只有祝妈妈还健在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已过耳顺的逸蕙想到台湾，让她牵挂留恋的似乎只有老迈慈祥的祝妈妈了；想到永和，让她回味的不是豆浆而是祝妈妈亲手酿造、醇厚无比的酒酿……
祝妈妈跟逸蕙说，她这辈子一定要再写一本书，就写109巷的故事。前几日，祝妈妈的儿子祝百平告诉逸蕙，妈妈的书出版了，书名叫做《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日子》。
二
于叔是我父亲的徒弟，是我母亲的东北老乡，两家又是隔壁邻居——同住在厂区家属院筒子楼3号楼2单元2楼，门挨门。我和于叔的大儿子于勇是同学，弟弟跟于叔的女儿于霞是同学。于叔的爱人我们都叫于婶，我一直觉得她是我们楼栋里最漂亮、最有福气的女人。母亲也很漂亮，可是三十多岁守寡，累死累活要养活5个孩子，跟于婶比起来多少有些天运不济，红颜福浅。小时候经常会听到母亲一边忙碌一边羡慕地说：你看你于婶，下班回家啥都不干，就等你于叔回家做饭，真是命好。
于婶嫁给于叔，真是命好。
于叔的好在厂里是出了名的。他善良、宽厚、勤劳的个性也许跟他的身世有关。于叔儿时家境贫寒，6岁丧母，只上过三年小学。成年后务过农、当过矿工。因为肯吃苦、懂感恩、人勤勉，经常被矿领导肯定和表扬。大概因为于叔人好肯上进，加上生就一股钢板直正的男子气，美貌温柔的于婶才肯嫁给他。
于叔一家跟我们家几乎是同时从东北支援三线建设到的河南。那时的厂区家属院几乎全是东北人，对本地人来说，我们就像台湾人眼中的“外省人”，背井离乡，相互帮衬，情感自不一般，尤其再加上师徒、同乡、近邻、孩子同学等多层关系递进叠加，两家可以说是亲上加亲，非比寻常。
父亲当时是厂里的车队队长，于叔主动要求跟父亲学开车。60年代在工厂，司机是个令人羡慕的技术工种，而且厂矿单位对师徒关系颇有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”的定位传承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在父亲遭遇不测遇难后，知恩图报的于叔对我们兄妹5个更是视如己出，关爱有加。家里的大事小情也常常求助于叔，请他帮衬着拿主意做决定，于叔几乎就是我们家重要的精神支柱。父亲去世时，我才5岁，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，更不要说父爱。在我心里，于叔代表父亲。
于叔为人诚恳忠厚，他每次跑长途出差，对工友、邻居是有求必应，带米带面带生活必需品，不仅搭时间搭体力，有时还要往里搭钱，但是于叔从来都是来者不拒。
于叔不抽烟不喝酒，最大的爱好是钓鱼。休息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他全副武装，骑着自行车，似乎要去很远的地方钓鱼，似乎也是天黑很晚才能回来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回来，我们家一定是开荤有鱼吃。我爱吃鱼，于叔说我是只馋猫。
于叔于婶爱吃饺子。筒子楼里的邻居一天三顿吃啥饭基本不是秘密。母亲经常在开饭时会说，你于叔家今天又吃饺子了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一盘饺子就会送到我家餐桌上。而我家当天的主菜也会出现在于叔家的餐桌上。于叔的儿子于勇说大娘（我母亲）做的菜好吃，我说于叔包的饺子好吃。
于叔下厨，包包子、包饺子、腌酸菜样样拿手；洒扫庭除、整理家务处处在行，且没有喝酒抽烟之陋习，加之性情又好，宠得于婶两耳不听烦心事，十指不沾阳春水。在我印象里，于婶经常是面目祥和，哼着小曲，盘腿坐在家里的炕上码纸牌。他们的夫妻关系在东北人成堆的家属院几乎就是绝品绝配。
我小学毕业后离开了筒子楼，直到大学毕业结婚后才又陆续回去小住。每次回去，于叔看到我都是一脸开怀的笑容，每次也都会吃上他亲手包的不同馅料的饺子。
记得我结婚7年后回去过年，于叔把我叫到他家里，严肃地说要跟我谈谈，话题是我是否该生个孩子了。原来母亲对我催生无效，搬来于叔当救兵，帮忙说服我。这一次，她找对了人，我答应了。一年以后，有了我儿子夕尧。
于叔的劝解，让我放下了对生养的恐惧，体会了作为一个母亲的酸甜苦辣，理解了作为一个完整女人的真正含义。
于叔40岁以后身体不断出现状况，肺、胃、心脏都做过不同程度的手术。2009年，于叔得了肺癌，来郑州做化疗。我去医院看他，他人很瘦，头发掉光了，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见到我，于叔摸着光头侧过脸笑着，略微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心里难过得发紧，却佯装平静，握着他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于叔，我听了您的话，生了孩子，做了母亲。现在您也要听我的话，答应我快一点好起来，健健康康地活着。”于叔定定地看着我，眼睛里闪着光，认真地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
这期间，我回家专程去看他，于婶说：“你于叔可真行，那么大的病，硬是挺过来了。现在天天在院子里锻炼、打牌。”我下楼在院子里看到他，一群老头中，于叔开怀地笑着……
九年后，2018年3月23日，于叔去世。
我们兄妹回去奔丧。厂里同事、朋友、邻居数百人含泪为于叔送行。我跟于婶说，于叔去找我爸爸了，他们师徒阴阳相隔半个世纪，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。于婶说：是，他们做伴不孤单。
花圈的挽联上写着于叔名字——于福良。
三
祝妈妈还在，逸蕙对那一方水土、对109巷的关切还在；于叔走了，带走了我对那片故土最后的眷恋。邻里乡情，是故土文化中最动人的篇章，但愿在小镇的梦里，这些故事能一直延续下去……
